亲爱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我一向是个字典的狂热爱好者。有一个词从我孩童时候起就让我着迷，那是“对跖的”（“脚对着脚的”）。就在1979年您来到了日本，一个与您的国家——秘鲁——对跖的国度。就是那一次我们相识了。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东京大学时的老同学，那时在做编辑，是拉美小说迷，他介绍我们认识了。那一次，我向您坦白了我是怀着怎样的崇敬之情拜读了《酒吧长谈》。然后我陪您走到旅馆，日本笔会分会的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您是作为笔会主席被邀请来的。我则被拒之门外。能与您交谈，我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了，以至于完全忘了自己已不再属于笔会了。我在批评执委会成员拒绝对韩国诗人金芝河所受的迫害提出抗议后，被迫退出了笔会。
从那时起，我不断地拜读您的作品；我们又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东京，另一次在广岛。最近，我有幸与我的一群年轻同胞座谈了一次，我们一起读了您在锡拉库扎大学（美国）的报告汇编——《一位作家的真实》。这次经历又勾起我对您的珍贵的回忆，并迫使我再一次听到您批评的声音。
所谓“对您的珍贵的回忆”，我指的是我能够回忆起每一个细节，我怎样作为读者亦步亦趋地跟随您作为作者的行程。所谓“您批评的声音”，我指的是我非常敬佩您对拉美的过去和现在所持的态度与您创作中天才的写作技巧之间的紧密联系。换句话说，我惊讶于您作为一位当代作家所面对的无限的真实，并使我不得不带着谦卑转头去看我自己的作品。
我不得不敬佩您甚至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能够掌握的东西：把握主题的精确性与将之以最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天分。我现在正在对一部长篇小说进行最后的修改，这是四年来的第一部小说。而关于主题和我所用的叙述方式我依然感到没有把握。只有通过多次修改我才能得以确定下来主题，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特有方法吧。当我读那些报告时，其精确性与您采用的多种叙述方式，使我若有所悟，尽管也许太晚了些。我愿以您关于《世界末日之战》的一席话引起的我的思考开始这第一封信。
您写了一部庞大的小说，描写关于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发生在巴西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一场叛乱。时间与空间一样地遥远，却又同现实和未来的世界密切相关。来自现代思想中心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政府军，认为周围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农民是一群不忠实的乌合之众；而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那场令人难以忍受而又残酷的战争完全是场世界末日之战。它发生在一片与日本对跖的土地上，滞后20年于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是我国现代化的开端的标志。
您谈及您的小说主题时着重谈了拉丁美洲的不屈服的历史以及您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诚然，知识分子是不屈服的牺牲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一旦反对这种不屈服，却又扩大了它，甚至加入到创建一支不屈服体系的队伍之中了。为什么？
您提出的问题想必打动了您的美国学生的心灵。对我来说，作为日本作家，同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应，因为我不由得想到在近年来国民感情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在帮助塑造这种感情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那一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我于1996年的秋天离开日本，大约那年的年底，日本驻利马大使的官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并被占领。
日本的企业主和行政人员在拉丁美洲是被如何接受的？拉美人民是如何理解他们的国家的？我想在《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的年鉴上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亦想知道那一事件对游击队及对秘鲁人民来说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还有，当然了，想到那些可怜的人质，我心如刀割。
当人质被释放而游击队员死去之后，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日本新闻界的口气。这边明显地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因为它的推论大致是将之简化为一场政府危机。日本的舆论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推理，最终的结论是建议建立起一套“不屈服体系”，据此，一个国家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组织机构上都可以应付如此严峻的形势。
我回到日本不久，在神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名青少年杀害了一位残疾男孩，然后将其头颅放在公共场所并给新闻界寄了一封挑战书。这一事件引起了关于教育的堕落的广泛争论。教授们与记者们纷纷就教育所处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境地发表高见。这种糟糕的情况真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倾向于简单地建立起一套“不屈服体系”。一些建议被提出来，以便修改关于青少年的法律，这是一套在保护成人社会的法律中保护儿童的法律。甚至考虑到了这样一条令人发指的建议，提议杀人犯没有可以使他们获释的人权。
您曾写过一些精美的故事从内心深处描写那些城市青年的思维方式。而我以描述乡村儿童成为一个小说家。文学对出现在童年的好与坏、纯真与暴行都不能忽视。然而，文学也从不曾蓄意地以“不屈服体系”的态度来使儿童们感到压抑。我现在在认真地思考小说家们在这一方面所能充当的现实的角色。
从日本人方面来说，这种向不屈服的倾斜在有关民族主义情感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要求日本为以前及最近的这场战争中侵略了其他亚洲国家而道歉并赔偿损失时，它所做的是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挑衅的态度，已经到了形成一场全国规模的运动的地步，意图从日本的教科书中抹去所有公开承认的现代日本犯下的罪行的历史。
日本的国民感情以这种方式倾斜的动机是什么？我琢磨它是出于对那些罪行的补偿心理，因此日本遵守和平宪章并且在近50年中没有积极参与任何战争。三岛由纪夫从右翼的立场引领了这份感情。左翼的激进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处于相反的立场，却情绪化地将自杀当作一种有说服力的抗议方式，并依靠这种行为表现出他们想成为血性男儿的渴望。
利用这份民族主义情感，日本，作为国家，最终会建立起一套“不屈服体系”。日本人怀疑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制造的导弹能够装载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我承认他们的怀疑很自然。然而，作为防范措施，日本想加入北美反导弹防御系统。一个人应该记得，甚至在这个国家里就有记者看到加入一套现有的系统也一样是令人绝望地脆弱。
我完全赞成日本采取反对核武器扩散的态度。可是，我反对日本加入北美反扩散的战略却没有试图找到有利于不扩散的具体措施。这样的措施有很多很多，举例来说，就像救助食品匮乏一样。
我恳求您慈悲为怀，原谅这种对一位小说家来说极不恰当的交谈方式。现在我重新回到您的论点，您认为知识分子有时参与了建立一套“不屈服体系”。我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能讨论出一种最好的办法来毁灭那将国民感情引入歧途的机构。另外，以事实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相当普及，我是以一种广义的含义引用“知识分子”这个术语的。我的脑海中不仅有那些少数的为了交流的方法而写作的人，还有那些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国民感情的真正推动力。那些知识分子使我充满希望，同时也为我带来深深的忧虑。
恐怕我这封征求您的建议的信，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太过暧昧。我以前也这样评价过我的小说。亲爱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谦卑地请求您倾听我的意见并给我回信。
真诚的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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